忘了就忘了吧

不见

你说八年没见，我还惦记着你。说对了一半。这八年间，我们曾见过一面，虽然直到今天还回味得象个梦境，但毕竟是见过了。不过，也许，不如不见。

尽管相识10年，尽管自诩与你间曾有那么多的相似相通，但其实对你的家庭，对你成长的经历，我的了解基本为零。我一直认为，相似的是叶子本身，而不是彼此生长的那颗树；而且，我们并不是要进入彼此的生活，不如保持恰恰能看清各自面目的距离。因了这种逻辑，所以这距离不幸被信息时代的潮流推拥着越变越遥远，直至不见。不见，也能恰恰看清各自的面目，恰到好处。前进一分，便瞧见我脸上层层叠叠的雀斑，便瞧见你脸上细细密密的皱纹；后退一分，我们便湮没在人与信息的海洋之中，再难相互找寻。直到某日小说式地邂逅，可真垂垂老矣，到了无语的年纪。

说上面那番话，是因为看了你的博客，以及想起从前你在信中断续提及的一些关于你成长经历的片段。这些使我忽然明白，我之所以说不见，最不足道，却最真正的动因，是因为我自己。我只是一个生活的看客。我不能真正参与到任何生活当中。

托尔斯泰说高尔基是上帝派来监视人间的，那样狡黠而阴沉的看客。不，我不是。我也不是所谓的滥俗麦田守望者。我或许先天就不具备这样当看客的素质，只是因为后天一直孤独地生长，渐渐地被生活疏离。后来形成习惯乃至本能，直到主动地疏离生活为止。再或者，这两个阶段本就没有明显的界限。我一边被生活拒之门外，一边对生活敬而远之。

我没有大家庭的记忆。我的奶奶在很小的时候以及后来，断断续续和我在一起生活过两三年，却没有留下多少亲密的印记。除了父母，我一直生活在一个又一个没有亲人的城市里。“亲戚”这个词，在我心里，一直没有成为一种神圣的，不可割舍的符号。

我也没有多少朋友。我从小到大，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从一所学校转到另一所学校，按理说应该朋友遍天下。而恰恰我没有多少朋友。到今天，也止于三五人偶尔电话聊聊而已。

我甚至也没有多少所爱的人。除了母亲，我不知道我爱不爱我的亲人。或许这需要一场灾难来检验。我不知道我爱不爱我的妻子——如果不可或缺也可以是爱的一种表达。我不知道我爱不爱我的不多的朋友。可能中国人都无法理解这一种感情。

我满足所有无情的品质，恍惚中也曾经认为自己没有人类真正的情感——除了愤怒。疏离亲人、朋友，还有感情，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被生活远离，堕入孤独，成为看客。这样的下场是可耻的，但也罪有应得。

　　孤独并不值得炫耀，做生活的看客也不能证明出智慧。这种根深蒂固的疏离感，使我仅仅是在生活的形式之壳上生活，而从未品尝和参与过生活的本质与核心。因此我总是选择远离，甚至躲避到我所厌恶的壳中。所以我选择了现在这种职业，所以大学毕业时，我选择了去西藏（可惜未如愿）。我不仰慕西藏的雪山，我也从不认为那些雪山是人类心灵的真正归宿和净化场所。去西藏只是因为那里足够遥远，足以使我逃开最近的那一段生活。

所以，你我虽然八年不见，一旦见面，我却并没有很多话要说。我一进入真实的生活，就有点手忙脚乱。我只是一个适合于躲在生活之外说话的傻瓜。

所以我说我们不如不见，就在彼此的生活之外，所见之内，遥遥地说些话吧。

这封信我记得早已发出了给你，可我也记得你说你一直没有受到。无论如何，在这里再重复地写一遍吧。因为我觉得这是大学毕业以后的三年间，我所要说的全部语言的概括了。而且这封信里居然提到了巴金，今日来回味这封信，有点因缘意思。

你好，傻瓜：

如果智商水平与傻瓜判定无关，那么我或许可以这么称呼你。所有那些迟迟不肯融入主流社会和社会主流的；所有那些明明知道社会性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却还是喜欢做着自己从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在荒原和山野间游荡的迷梦的；所有那些面具和心灵不一样，真实的思想和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止不一样的；所有这些也依靠香烟或者酒精来麻醉过自己，但是即使在恍惚中也不能忘记自己活着的耻辱和悲痛的——傻瓜。你曾经是这样的傻瓜。我猜你现在依然是这样的傻瓜。尽管我知道这并不是什么良好的愿望——我应当祝福你早日找个受得了你的冤大头，养个比他（她）妈妈现实的BB——可是我想岁月可以制造沧海桑田，但也有许多事是难以改变的。毕业不过三年你就再度走进校园，所以你仍旧是个傻瓜的可能性，就绝对比你已经变得聪明的可能性要大好几个数量级。

从前并没有这么称呼过你。是因为从前不明白这个词汇的深刻意义。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傻瓜越来越意味着纯粹，越来越成为一种荣誉和深邃的象征，也越来越成为一切病态的镜子。从《白痴》到《地下室手记》，从《铁皮鼓》到《尘埃落定》，或许还有《我们的祖先》、《癌病房》，或者《了不起的盖茨比》……我总是看到许多精神被某种固执扭曲了的各种傻瓜和病人们，这是世界真正的真实，比英雄的眼泪和晚会的歌曲真实。其实对此我们早就达成了共识：既要做傻瓜又要过好日子，乃是生存中第一难事。这句话可以对我们大学四年所有通信中所包含的思想做一个概括的总结。我们连篇累牍地叙述自己的矛盾和无奈，其实无非就是在不断告诉对方：我想做傻瓜，但是做傻瓜很难。

算了，不追古论今了。老实说，我已经有两年没读过任何书。大学毕业到现在，书和图书馆已成了我的陌路，没资格在这里子在川上曰。这是夫子和伟人才够格干的事情。说到这里，再次对杨老先生的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曾经在川大学报上见过他的照片，黑白的，笑眯眯的白胡子老头，就象中国人心目中的一切白胡子老头形象一样（穿上行头也象圣诞老人）。照片背景是书海，当时我还是对书饥渴的时期，所以立刻心向往之，对你生出百万分羡慕。这些似乎也在信里说了。现在想说的是，老头的笑眯眯绝对不是作伪。我觉得他是真正的快乐。比名人们照片里和镜头前的开怀大笑要真实得多。其实，过了这几年，现在想来，我羡慕的并不是他背后的书，而是他真正的快乐。笑得象个傻瓜似的快乐。以前渴望书，觉得快乐就在书中；现在天天盼着涨工资，因为物质的束缚无法逃避。其实啊归根结底，我也始终没有逃脱快乐的手心。人生的终极目标有的追寻意义，有的追寻价值，也有的追寻快乐。无可厚非啊，呵呵。说到这，也没什么可哀悼的。对于老头来说，不定正在人间之外偷着乐呢。

电话里说到巴金。比较喜欢巴金的缘故，不仅因为他的思想并不同于中国的腐儒传统和酱缸文化，以及他曾经有锐利的破坏欲望，这和我从小一直坚持的无政府自由主义和反政府非暴力不合作态度契合；他在接受了几十年变聪明的教育以后，还在晚年干了几件傻事，这是我辈最仰慕的。可叹我辈没有那样的地位与荣誉——就象主席语录“海内外影响很大，不好动”——谁要动一动吾侪太容易了，所以只有老老实实。

电话里说到一个小时候看到的典故，说同一树上的花瓣（叶子？）有的飘落书案，成为文士风雅的点缀；有的飘落闺房，一亲美女香泽（在古代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有的跌到树底下，好歹也是化做春泥更护花了；有的掉进茅厕里，让小胖蛆们受宠若惊了一回，然后变成了他们饭后的甜点（现在想起来这个典故是竟陵王萧子良与范缜争辩时候的故事。原文是：“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贱贫？’缜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坠茵席者，殿下（子良）是也；落粪溷者，下官（范缜）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不能屈。”大致就是如此，加了些演义，想来比古人说得更加精彩）。

我对你说我们就是这样的遭遇。本来如此相似，相似得既无法互补，也不能重合；但是在飘向不同的方向以后不过这几年，我们之间却有了如此大的差别，使我不时惴惴地联想到天与壤。这是很悲哀的，仿佛人的左右手，慢慢地左手粗犷如樵夫，右手细致如绣女——这是怎样的左右手啊——环境塑造论这样的理论在今天许多聪明人眼里早已流俗，但确是真理。至少它塑造了一个人的外表和生活，并且因人而异地改变着心灵。

你也知道，我是一贯的“无政府”和“反政府”主义，从小调皮捣蛋，在一切老师眼里都是不听话的，常常也是带头不听话的学生。命运让我进入国家机器，这是我人生第一大荒唐事。不知道怎么就发生了而且持续到现在。荒唐之中尤其荒唐，是我现在从事的职业，乃是解释国家机器的统治合理性，换句话说，是不折不扣的国家主义的维护者。对此我心烦意乱，直到现在。

这封信本来准备手写。但是我找不到自己的钢笔。你也要小心。当你可能找不到曾经组成自己生活的东西的时候，意味着你可能已经开始变聪明了。当心啊傻瓜，我可不希望这样，否则我岂不少了一个垫背的。

在结束的时候，我终于可以承认一个事实：我叫你傻瓜，并且为傻瓜唱了一堆颂词。其实对你，其实也为我。就象老妈要织手套，不可能只织左手，不织右手。

两年没写信了。就写成这个样子吧。有什么格式、内容上龌龊的地方，请来信斧正，以利提高，盼。切。

给你敬个

军礼

另一个傻瓜（签名）

2003.12.24.（平安夜）

另，恕我健忘，请把切实通信地址短信发我，说不定哪天我真会给你写信的，虽然我已经忘了许多字怎么写了。

博客新开张,手头没什么东东,又瞎忙得很,不知道何时会再有时间打理,未免过于荒疏,所以把上学时写的一个东东放到这里凑数，本有名字，但早事过境迁，就叫做无题吧。六七年前的状态和水平,将就着看呵。

“我”在何处生存?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帏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阮籍 咏怀（其一）

“我”在何处生存？

在主体客体化的时代，在真理被权力的阐释所操纵和扭曲的时代，在人的物质生活日渐为社会力量所剥夺，人的精神世界逐渐受异化力量所侵凌的时代，“我”，将在何处生存？

悠悠苍天，竟小到容不下一个“我”么？四顾茫然，惟有凄然而泣下而已。

于是，“我”的放声悲歌，惊动了历史彼端的一位苦闷者。他的号哭，通彻心肺，如夜枭哀鸣，历上千年而余悲不绝。他的苦闷，愁肠百结，百代难平，积数十世而越发炽烈。当他放眼他的那个时代，他所能体悟到的只能是深深的悲凉。天地一片黑暗，社会生活一片黑暗，人生境况一片黑暗。只好在黑暗中放歌，在黑暗中哭号。

他就是阮籍。

《晋书》专门为阮籍做传。这是他的幸运。《晋书》里那个“终身履薄冰”的阮籍，那个“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的阮籍，在“我”读来是那样亲切，乃跃然于纸上，口能言，体能动，一腔愁怨苦闷，叫人见了心凉气冷。然而，“我”却待他亲切有加，甚而引为知己。其中原由，皆因他与“我”一样，都面临这样一个千古不同，却又千古不变的历史质问：“我”，在何处生存？！

魏晋时代变乱纷仍，司马氏的政治高压，造成了整整一代文人的郁郁不得志。恶劣的社会环境加在文人们头上的是浓重的生存危机。就在这铺天盖地无所遁逃的危机的铁幕之下，知识阶层要么投奔权力、抛弃人格，如钟会；要么卓尔不群，傲然独立，却落得个身首异处，血溅黄土，如嵇康。阮籍良知未泯，不甘于堕落尘潦；但他又深知死亡的恐怖，对生之留恋使他无力选择嵇康式的视死如归，而不得不在现实生活中关注自求保全的法门。他也许是一个热爱生命的士人。热爱生命却只能不惜一切代价来保全生命，生命之价值和意义便由此而全面沦丧。他所热爱的竟变做一堆粪土，这无意是对阮籍的人格，对他的追求和执著的最大的嘲讽。这是比在脸上刺字，比施加宫刑还要残酷万倍的呵。在精神和人格的自宫之后，他除了“闭户视书”，除了“登临山水”，畸形的人生还有什么别的寄托呢？在逃避中忘却，历来是祖先明哲自存的方式啊。

独坐空堂上，谁可与欢者？

出门临永路，不见行车马。（咏怀·其十七）

魏晋士人生命的不可逆料；世态人情的日渐淡泊；知识分子关怀社会的人文情怀的无着力处；以及阮籍对生命这块“鸡肋”的无尽眷恋，终于建构成他的意识深处最浓重的孤独、悲凉和苦闷。孤独到无以复加，悲凉到无以复加，苦闷到无以复加，于是从肉体到精神都失落了，都在寻求忘却，忘却“我”存在。“大醉终日”是麻痹肉体，先让这具臭皮囊寻个虚无的所在吧；“出门临永路”是麻痹精神，要让这不合时宜的精神在无路可走的空荒之处彻底迷失，不再回还。

但是，精神的执着与顽强，又始终在麻醉中保持着一点清醒。突然地跳出来刺痛他的心脏，厉声质问：“我”，在何处生存？！

由是，“我”便读到这样的句子：“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这样的句子，这样的行事，这样的人和这样的灵魂，是在历史之中阴魂不灭，任一时代的读者只要有心，莫不为之怆然而泣下，悲恸不能自已啊。想阮籍“忧思独伤心”之后驾起车马“出门临永路”，也不辩方向，更不问情由，只任那马儿随性奔驰，径由所止。而所止之处，竟是车迹所穷，再也无路可走，无处可去。苦闷就象影子一样紧紧追随，哪怕逃到天涯海角，逃到时间和空间的尽头，它也还是笼罩在头顶，追寻在你左右。苦闷过后便是失落。因为苦闷久了便忘却了自我，似乎这生存的意义，只是因为苦闷。阮籍于是掩面痛哭，放声大哭，“恸哭而反。”也不管路人眼光。连“我”都已经彻底失却了，天地间还有什么可在乎的呢？！

阮籍不是老庄，不能通达超脱，置身世外；他也不是墨韩，不能王霸雄图，为当政者用。他就是一个囿于良知和情感之中的士人，是千千万万传统士人中的一个。他的生存理想和生存意义早已沦亡，只剩下原始的生命冲动和生存意志。他只有在忘却一切外物之后，试着也去忘却自我。

但是他做不到。既然他热爱生命，他就永远不可能忘却自我。他身上的世俗和人文的双重特性决定了他只能在悲凉苦闷中关注自身，关注自身的焦灼和抑郁；也决定了他只有从自我情感的精神世界出发去寻求在世的自存自救。至此，他总算回答了这样一个千古质询：

“我”在何处生存？“我”在“我”中生存！

自此至今，中国古今知识阶层，乃至许多普通百姓，都选择了这样一条人格之路，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逃避。逃向自我深处，逃往精神家园。到了今天，也还是如此，所以才有我在花园里这一篇感慨的文字。